1、目的： 宮頸癌(cervical cancer)是最常見的婦科腫瘤。由于宮頸癌有較長癌前病變階段，其中某些宮頸癌發(fā)現期別較晚，惡性度高，因此研究宮頸癌的發(fā)病機理以及尋找新的腫瘤標記物對于早期診斷、監(jiān)測治療及評估預后具有極其重要的臨床意義。許多實體腫瘤具有缺氧的微環(huán)境，腫瘤的缺氧狀態(tài)可誘導促進血管生成的多種細胞因子釋放，且易產生對放療化療的耐受性，由此增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缺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

2、actor-1α，HIF-1α)是缺氧條件下廣泛存在于哺乳動物和人體內的一種轉錄因子，它可調節(jié)多種靶基因的表達，其活性在維持腫瘤細胞的能量的代謝、新生血管形成，以及促進腫瘤增殖和轉移中起重要作用。缺氧誘導因子-1(hypoxia-inducible factor-1，HIF-1)已被鑒定為是直接對低氧作出反應的關鍵蛋白質。在多種惡性腫瘤中均存在HIF-1α蛋白的過表達，且與預后不良密切相關。VEGF是腫瘤誘導產生新生血管的主要細胞因子之

3、一，HIF-1在缺氧誘導的VEGF基因表達上調中發(fā)揮關鍵作用。缺氧是p53最強的生理誘導劑，p53可促進MDM2(murine doubleminute2)基因介導的HIF-1α降解，腫瘤細胞野生型p53缺失或突變使HIF-1水平提高及依賴的VEGF基因轉錄激活增加。本研究采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HIF-1α、VEGF、p53和MVD在正常宮頸組織、宮頸上皮組織內瘤變、宮頸癌組織中的表達，旨在探討在正常宮頸組織、宮頸上皮組織內瘤變、宮頸癌組

4、織中的關系以及在宮頸癌組織中的相關關系，從而揭示HIF-1α、VEGF、p53和MVD表達異常與宮頸癌發(fā)生、發(fā)展侵襲關系的可能性。 方法： 選擇宮頸癌組織61例，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24例，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22例，并選擇正常宮頸組織14例。標本采集后用10％甲醛固定，常規(guī)石蠟包埋，4μm連續(xù)切片，應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了61例宮頸癌、46例宮頸上皮內瘤變組織及14例正常宮頸組織中HIF-1α、VEGF和p53的蛋白表達，

5、同時標記CD34腫瘤新生血管，計算MVD。統計學處理應用SPSS1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結果用均數±標準差(X±S)進行描述，卡方檢驗、方差分析和HIF-1α、VEGF、p53、及CD34相關性用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 結果： 1 HIF-1α蛋白的表達：HIF-1α表達主要定位于細胞質，著色呈棕黃色(見Fig5-7)。61例宮頸癌中有53例HIF-1α呈陽性表達，陽性率為86.8％(53/61)，14例正常對

6、照中有1例為陽性表達，陽性率為7.14％(1/14)，22例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有9例呈陽性表達，陽性率40.9％，24例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有12例呈陽性表達，陽性率.50％(12/24)，宮頸癌與前三者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與正常宮頸組織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與正常宮頸組織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此結果與Birner報道的一致(見Figl、Tablel)。

7、2 VEGF蛋白的表達：在腫瘤組織中，VEGF陽性表達主要定位于腫瘤組織的細胞質和細胞膜上，呈棕色或棕黃色(見Fig9-11)。61例宮頸癌表達陽性率為65.5％(40/61.)，VEGF在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及正常宮頸組織陽性表達率分別是41.6％(10/24)，36.3％(8/22)，7.14％(1/14)，表明VEGF的表達在宮頸癌和其它三者均有顯著性差異(P<0.05)；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與正常宮頸組織比較差異

8、有顯著性(P<0.05)；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與正常宮頸上皮組織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見Figl、Tablel)。 3 P53蛋白的表達：p53陽性著色位于腫瘤細胞胞核(見Fig12、13)。61例宮頸癌陽性表達率62.2％(38/61)，P53在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和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及正常宮頸組織分別是37.5％(9/24)，27.2％(6/22)，7.14％(1/14)，宮頸癌與其余三者均有顯著性差異(P<0.0

9、5)，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與正常宮頸組織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高度宮頸上皮內瘤變與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組織差異無顯著性(P>0.05)(見Figl、Tablel)。 4 CD34的表達：CD34的染色定位于血管內皮細胞膜上呈棕黃色，分布與腫瘤及間質(見Figl4-16)。微血管的形態(tài)不規(guī)則，有的新生血管區(qū)呈管腔結構，有的只是內皮細胞呈線狀或點狀分布。61例宮頸癌組織中，MVD計數平均46.7±9.2；MVD計數在高度宮

10、頸上皮內瘤變和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分別是34.4±7.9，19.6±6.2，在正常宮頸組織4.8±1.0四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07 P<0.05)；宮頸癌與其它三者相比有明顯差異性，說明MVD與宮頸癌的發(fā)生、發(fā)展密切相關(見Fig2、Tablel.)。 5 四種組織中HIF-1 Q表達與VEGF的表達、p53表達、MVD計數的相關性：Spearman直線相關分析顯示：HIF-1α表達與VEGF的表達呈正相關關系(r=0

11、.795 P<0.05)，HIF-1α表達與p53的表達呈正相關關系(r=0.515 P<0.05)，HIF-1α表達與MVD計數呈正相關關系(r=0.607 P<0.05)，VEGF的表達與MVD計數呈正相關關系(r=0.651 P<0.05)(見Figl、Tablel)。 6 宮頸癌組織中HIF-1α、VEGF、p53的表達及MVD計數：HIF-1α表達與病理分級、手術病理分期有關(P<0.05)，且分化程度差(Ⅰ級)，分

12、期越晚(Ⅱ期以上)的病例，HIF-1α陽性表達率越高，但VEGF、p53的表達及MVD計數與病理分級、手術病理分期無關(P<0.05)(見Fig3、4，Table2)。 結論： 1 在宮頸癌組織中，HIF-1α、VEGF、p53的表達明顯高于宮頸上皮內瘤變組織和正常宮頸組織，表明HIF-1α、VEGF、p53與宮頸癌的發(fā)生、發(fā)展及惡性生物學行為有密切關系。 2 宮頸癌組織中HIF-1α蛋白表達與病理分級、手術

13、病理分期有關，且分化程度差、分期越晚的病例，HIF-1α陽性表達率越高，提示HIF-1α表達的增加可促使宮頸癌發(fā)生、發(fā)展及侵襲轉移，檢測HIF-1α的表達有助于判斷宮頸癌轉移的潛能。 3 宮頸癌組織中VEGF的表達，明顯高于正常宮頸上皮組織及宮頸上皮內瘤變，且在宮頸癌組織中，HIF-1α與VEGF呈正相關，表明宮頸癌癌變過程中，HIF-1α及其靶基因VEGF可能起重要作用。 4 宮頸癌組織中p53的表達，HIF-1α

14、陽性組突變型p53蛋白表達強度顯著高于HIF-1α陰性組，同時HIF-1α的表達與突變型p53表達之間呈正相關。說明HIF-1α與1953缺失或突變可能協同參與缺氧對宮頸癌細胞的調節(jié)。 5 由CD34標記的MVD表達在宮頸癌組織中較宮頸上皮內瘤變及正常宮頸組織明顯升高，提示腫瘤血管生成可能參與腫瘤發(fā)生、發(fā)展、侵襲、轉移的過程。 6 HIF-1α、VEGF、p53和MVD在宮頸癌組織中表達相關性分析顯示：HIF-1α表達與

15、VEGF表達在蛋白水平上呈正相關，HIF-1α表達與p53蛋白表達呈正相關，HIF-1α表達與MVD表達在蛋白水平上呈正相關。提示HIF-1α可通過調節(jié)下游基因VEGF表達，參與腫瘤微血管生成，而VEGF則反過來通過上調HIF-1α的表達，促進腫瘤的侵襲轉移；HIF-1α與p53協同參與缺氧對腫瘤的調節(jié)。 綜上所述，HIF-1α在惡性腫瘤中均有表達，而且在宮頸癌前病變和宮頸癌均出現HIF-1α表達升高，與正常宮頸組織差異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