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期，與以往經典文獻提出的上市公司股權分散特征不同，我國屬于大股東控制下的股權集中狀態(tài)（楊興全等，2012）。尤其，作為社會經濟增長中間力量的民營上市企業(yè)，股權高度集中，傳統(tǒng)的公司治理機制大都已對其失去效用或被異化。要促進社會經濟繼續(xù)增長，必須解決大股東控制下的民營上市公司中雙重代理問題。陳文強等（2015）提出，經過多年實踐證明，股權激勵在降低第一類代理成本發(fā)揮積極作用。但大樣本研究發(fā)現近期股權激勵實施與人們的期望相背

2、離。深究開來，除了第一類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代理沖突，也不能忽視更廣泛存在于上市公司的第二類代理問題，導致管理層激勵的大股東控制，破壞了股權激勵應有的作用。本文以此為切入點來探討：引入股權激勵的雙重委托代理框架產生了怎樣的變化，同時要平衡這兩類代理沖突應該怎樣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今后中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將仍然是集中狀態(tài)，所以探究針對股權激勵的實施如何克服雙重代理沖突又產生怎樣的訴求，將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機制，維護外部投資者的利益提供

3、一個突破口。
　　股權激勵正是通過作用于兩類代理成本來提升企業(yè)的經營績效的，陳文強等（2015）將股權激勵影響企業(yè)績效的中介效應模型概括為“股權激勵—代理成本—公司績效”。本文以此為行文主線，結合案例研究和規(guī)范研究的方法，針對雙重委托代理問題，將股權激勵、代理沖突與企業(yè)績效納入具體的案例，研究案例動態(tài)過程，揭示變量間的相互關系，來獲取現代公司治理實踐針對股權激勵的實施如何克服雙重代理沖突并提升企業(yè)績效產生的訴求。
　　研究發(fā)

4、現：在大股東控制下的上市公司中實施股權激勵雖然在短期內能夠緩解經營層與所有者的代理問題、降低代理成本，使公司業(yè)績快速提升；但是，股權激勵實施后第二類代理沖突依舊嚴重，并沒有表現出對第二類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進一步思考發(fā)現，根本原因在于大股東在損害中小股東收益的同時降低了公司總體收益水平，進而影響了管理層基于績效的薪酬和股權收益，削弱對管理層的激勵效應。所以，現代公司治理機制不光要對管理層進行監(jiān)督，更要重視對大股東控制權的制約。本文的貢獻